杨昌济为何能培养出毛泽东、蔡和森这样的人才?教育方法很重要

时间:2021-03-11 23:18:27 来源: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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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怀中先生,即杨昌济先生,他是在湖南第一师范对毛泽东产生深刻影响的修身教员。

杨昌济先生是长沙人,在第一师范教修身、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等课。他曾在日本留学6年,又在英国深造3年,随后,他还去德国进行了9个月的考察。

他自幼苦读程朱理学,青年时期深受爱国教育,有着极其强烈的爱国思想,所以留日的时候改名为“怀中”即取不忘祖国之意。

杨先生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归国时,正值辛亥革命发生,谭延闿想延揽他当教育司长,他没应允。最后,他选择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当一名当时被人瞧不起的师范教员。

“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杨先生写下的这副对联表明了他对军阀当道的社会现实是极为不满的,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从教育入手,培养人才,挽救国家的危亡。

杨先生的修养极高,却并不善于辞令,也不装腔作势,但他能得到听讲者很大的注意和尊敬。学生们都佩服他的学问,他的讲学精神,他的品德,使得在他的周围,形成了认真思考,认真求学,探求真知的一群青年学子。

杨先生也非常喜欢这一群青年学生,特别是毛泽东、蔡和森。他的友人曾这样写道:“杨先生在长沙,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心赏毛泽东、蔡林彬(即蔡和森)。”

毛泽东更是十分敬重杨昌济先生。

他认为杨先生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毛泽东对杨先生的课听得尤其认真,单就杨先生讲的《西洋伦理学史》就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七大本。而杨先生讲的《伦理学原理》,原书仅10万多字,毛泽东却认真地写了12000多字的批语。全书还逐字逐句都加上圈点、双杆、三角、叉等符号。

出于对杨先生人品、学识的由衷敬佩,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同学总是利用星期六或星期日到先东和蔡和森等同学总是利用星期六或星期日到先生家讨教。

杨吕济住在浏正街李比等园时,据黎锦熙回忆说:“当时以杨怀中先生为领导,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其成员有杨怀中、蔡和森、萧三等人。

从1914年冬到1915年9月,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毛泽东都要来到杨怀中先生家中来讨论有关读书、思想、哲学、社会方面的问题。

每次一起来的人数都只有几个人,控制在10个以下。研究小组主要是为大家介绍相关读物、讨论自己的读书心得。杨怀中先生推荐给研究小组的读物一般都是西洋思想类、哲学类、伦理学类以及中国思想哲学类比如宋元明哲学(理学)等等。

大家每次碰到一起,就把自己看的书的思想观点和心得进行自由地讨论,进行碰撞。”

1915年暑假,毛泽东、陈昌、熊光楚等人都没有回家,就居住在李氏芋园,由杨昌济、黎锦熙等人指导进行自学。

新民学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张昆弟在日记中也谈到了他和毛泽东等人向杨先生求教的情况。如他在1917年8月至9月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8月22日。晚餐后至板仓杨寓,先生谓读书之要,在反复细读,抄其大要;不在求速求多,反毫无心得也。又曰,不计较于现在之社会。又曰,势力不灭。又曰,渐蓄其力而乍用之。”

“9月13日。晚饭后至板仓杨寓,杨师为余辈讲‘达化斋读书录’。后又谈及美人之做事务实。”

在这样师生相得、相敬、相爱的情况下,杨先生悉心教导他的学生。学生则在许多方面向老师学习,甚至模仿。

杨昌济湖南故居

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受杨先生的影响最深的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理想、立志。

杨先生十分重视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鼓励学生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他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即在于此。

因此在他编写的《论语类钞》中,开篇第一章就是“立志”。他引用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话来解释说明,“不可夺志”、就是确立自己的坚定信仰,不可随便抛弃自己的主义。

他还说:“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已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已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

杨先生的话,巧妙地把儒家的修身学说与近代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理论结合起来,企图用儒家的“小我”与“大我”的理论去防止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弊病,这种观点对毛泽东影响很深。

在毛泽东1914年写的《讲堂录》中,写下了诸如“理想者,事实之母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心之所之谓之志”“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等话。

1917年,毛泽东根据杨先生的思想,对“立志”问题更做了系统而深刻的发挥。

他认为社会上一些青年学生讲立志当军事家,当教育家,等等,这并非立“真志”。

他指出“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已身言动之谁,鳜历史学之为前途之鹊,再择其合于此鹊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

因此,“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可见,毛泽东对“立志”观点的阐发,受杨先生的思想影响是极大的。

二是治学之道。

杨先生十分重视自学。他认为一个人不但要抓紧在学校的学习,平时也须养成自学的习惯。在长沙工作期间,他同时兼任三四个学校的课,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但自学仍十分刻苦,几乎每日抽空读书学习。

受之影响,毛泽东亦特别珍惜时间,抓紧自学。由于过多的社会活动影响了自学计划的实行,但他仍下决心“无论如何每天要有一点钟看报,两点钟看书”,这个习惯甚至一直保持到老。

杨先生告诚学生要用批判的态度进行学习。

他指出“真理在两极端之间”。不论对何种学派或学说,他都不主张保留地继承,而强调要有批判地接受要弄清“何者当因,何者当革”,对待中外文化,概能外。杨先生的这种批判地学习与继承的学习态度对毛泽东也有较深的影响。

1917年8月,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毛泽东接受杨昌济的观点,主张批判地吸取中西文化遗产。

杨先生也是非常重视学以致用和知行统一的。他指出“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又说“博学而不行,何贵于学?深思而不行,何为空贵于思”。

从这种知行统一观出发,杨先生较重视实际活动,重视调查研究。

受杨先生思想的影响,毛泽东亦特别注重学以致用,如1917年暑假,他去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农村调查。1920年他在一文中指出:“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

正是由于受杨先生知行统一、学以致用思想的影响,故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即很快投入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实际斗争。

杨先生对毛泽东等人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思想、治学上,而且也表现在生活规则和注重身体锻炼方面。

杨先生反对封建的腐败生活方式,提倡民主的科学的新生活。如他废止朝食,冷水沐浴,长途步行等,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学生也模仿他。大概有一年多时间,他们每天也不吃早饭,清早在山上运动跑步,然后下来在塘里和湘江中洗冷水澡,直至隆冬,毛泽东还坚持在第一师范的水井旁进行冷水浴。

为了强健体魄,毛泽东和蔡和森还扩大了沐浴的范围,如站在太阳下,在大风和大雨中,让身体受日晒、风吹、雨淋,他们称之为“日光浴”“风浴”“雨浴”。

毛泽东对杨昌济先生提倡的锻炼身体和意志的方法,仿而效之。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结合自己的实际锻炼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极力主张“身心并完”。杨先生对此文推奖备至,并给这篇文章打了100分。

毛泽东对杨先生是十分敬重的,也是虚心向老师学习的。难得的是,在众多的学生当中,杨先生也最欣赏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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